75年前的一封信有何深意

发布时间：2025-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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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初，周恩来同志致信中宣部，特别交代要保护好南浔镇的刘氏嘉业堂藏书楼。位于南浔古镇的嘉业堂藏书楼，藏书规模宏大，堪称典籍的宝库，有“万卷琳琅嘉业堂，鹧鸪溪上小莲庄”之誉。

  彼时，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一座藏书楼缘何牵动了周恩来同志的心？

  一

  抗战时期，江南一些著名的藏书楼毁于战火，不少珍本典籍面临浩劫。郑振铎先生在《求书目录·序》中回忆道，“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

  当时，南浔沦陷，日军纵火，全镇废墟遍地，所幸嘉业堂藏书楼逃过一劫。

  1949年5月，解放军南下，南浔和平解放。5月7日，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文物界、学术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郑振铎、赵万里等藏书大家深入探讨了嘉业堂藏书楼的价值及其保护措施。周恩来同志对此十分重视，指示要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提及的那封信。

  如今75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温信中字句，依然可以体会到当年的形势和场景，并从中汲取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智慧。比如信中提到的四个字——“以重文化”，保护好藏书楼，就是保护中华文化、赓续中华文脉。

  受到周恩来同志如此关注的，嘉业堂藏书楼并非个例。对于宁波天一阁，他曾专门指示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加以保护；新中国成立后，在制订首都建设规划时，有人主张将故宫拆除，周恩来同志却认为，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进步，不在于拆除一座宫殿，力主保护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总理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二

  如今，战火的威胁虽已远离，但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仍然不少，如何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让历经风雨沧桑的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机，有不少难点堵点需要突破。

  比如，“保护第一”和“活化利用”如何协调？文化遗产湮灭于时空，如同灿烂的星空里陨落了的星辰，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要求我们始终把对它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当前，一些地方在进行文旅开发的过程中，出现重眼前轻长远、重利用轻保护等错误倾向，尚未找到一条因地制宜、可持续的路径。

  如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像嘉业堂藏书楼所在的南浔古镇，据统计，仅今年国庆假期，接待游客就达143.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69亿元。数据的背后，反映出游客对南浔的喜爱，更印证了“以重文化”的价值。在这座古镇中，除了嘉业堂藏书楼，还分布着小莲庄、百间楼等文物古迹，络绎不绝的游人奔的是文化，带动的是当地的发展。

  比如，“资源支撑”与“保护需求”如何匹配？相较于庞大的保护总量，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资金投入偏少、专业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截至2022年，全国文博系统18万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仅5.5万余人，平均每个博物馆不足10人，人才缺口亟需补上。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离不开情怀，但更需要多种要素保障。上世纪50年代，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指示首先拨款2亿元，对敦煌莫高窟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进行修复，还专门拨款改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对文物保护要求升级的当下，更要探索建立与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相适应的要素保障机制，实现政策供给和资源支撑一体推进。

  比如，“齐抓共管”和“九龙治水”如何区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权责归属上，这项工作的职能分布于文物、文旅、住建等多个部门，各部门既要各自看好“责任田”，更要共抓“大保护”。现实中，由于一些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马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象依然存在，部分领域有时是多部门各自为战、交叉管理，可能影响工作实效。怎样打好“组合拳”？当年的嘉业堂藏书楼，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指示，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委、地委到县委，政府、部队和社会力量都参与进来，各方尽职尽责，形成了保护的合力，才有今天这样一座保存完整的藏书楼。而在法治日益健全的当下，更要以法律的手段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保驾护航。

  三

  当年周恩来同志写的这封信，如今珍藏在湖州市档案馆，信件背后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保工作者砥砺前行，也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将这份精神赓续下去。75年前的这封信，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多一些“危急存亡在旦夕”的紧迫。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良渚遗址调研，面对良渚大量开山炸石、严重破坏遗址生态环境的现状，他斩钉截铁地说：“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次日，他赶往湖州，解决了德清县6家影响遗址安全的石矿场的关停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果决，文明圣地就可能遭受不可逆转的伤害。

  同样，如果当年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坚定，没有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坚守，或许很多古籍善本和珍贵古迹早已毁于战火、流失海外。“危急存亡在旦夕”，用来形容文保工作再合适不过。这提醒我们对于文物保护不仅要有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与敏锐的专业嗅觉，更需要当机立断的勇气和力排众议的魄力。

  多一些“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在从事敦煌文物工作第60个年头时，樊锦诗先生曾这样说：“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这是值得一生奉献的高尚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的永恒事业。”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需要忍受寂寞与清苦，嘉业堂藏书楼几代人接续传递、接棒守护的背后，就满含着对文物保护事业无私的奉献和坚守。

  多一些“天工人巧日争新”的自觉。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对象来自过去，方式方法却应面向未来。当前，前沿科技快速迭代变革，像高精度数字化扫描、3D建模技术、图像智能修复等技术的运用，给文保工作打开了更多可能与想象。比如，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AI古籍修复模型惊艳全场，它不仅能现场修复敦煌遗书残损的页面、文字、背景，还能高度还原损坏区域的字体内容和风格。让藏在深闺的文物藏以致用、活在当下、立于久远，应当善于运用新的技术，坚持与时代同行。

  历史不会重来，承载文史印记的文化遗产一经破坏便很难再生；来路值得回望，前人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志愿更需传承。书信犹在，一句“特予保护，以重文化”的嘱托，是过往岁月的回响，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向前的使命所在。